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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高以翔猝死背后AED尴尬:公共场所普及远达不到“4分钟”救命要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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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me:2020-07-31 17:48: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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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新华社编辑徐勇到艺人高以翔,他们的突然离世令人惋惜,也令“救命神器”AED(自动体外除颤器)再次被热议。AED,被称为生死一线的“救命神器”,现实生活中配置到底如何,是否得到了正确使用,又是否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的生活?近日,红星新闻记者多方调查了解发现,尽管近年来院前急救、心肺复苏(CPR)等急救常识已走入大众视野,但AED在国内的推广普及仍差强人意。在北京的大型商圈、地铁等公共场合,仍难觅AED身影。而公共场所AED的普及距离“黄金四分钟”的救治要求相距甚远。

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相关人员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,AED设备确实能够提高救治的成功率,但推广急救知识的普及更为重要。采访过程中,多位业内人士均透露一点,AED的缺乏只是一个“缩影”,背后反映的仍是公众急救意识的匮乏。现状AED配备分散且少“派上用场”如果想查询离自己最近的AED身处何方,微信小程序“救命地图”就可以办到。急救培训机构“第一反应”就是该程序的开发者,其联合创始人Lisa告诉红星新闻,“救命地图”可以根据用户所在位置,提供最近的AED设备所在位置,并跳转到外部地图程序进行导航。

通过查看“救命地图”,红星新闻注意到,该地图收录的北京地区AED设备分布,呈现极度不均的状态:以朝阳区为例,在三里屯及国贸的核心区域,AED设备布置的较为密集,但在稍靠近东南方的九龙山及百子湾一带,AED设备的数量则寥寥无几。除此以外,多个地图app显示,西单、王府井等大型商圈,甚至北京地铁、火车站等公共场所也难寻AED。北京西单、西直门等商圈仍难觅AED红星新闻记者在合生汇商场通过“救命地图”搜寻到了附近的一台AED设备,位于一街之隔的写字楼5层,设备属性为企业捐赠。

红星新闻记者发现公司下班时间后,便无法取出设备使用。该AED设备联系人告诉红星新闻,设备为自己所在公司管理,但也可以外借给公众使用,只是几乎没有被借出使用过。该联系人还解释说,考虑到丢失风险等原因,该设备一直都是存放在门店之内,所以当员工们下班的时候就无法被取出了。王府井东单附近也同样稀缺红星新闻查看“救命地图”后注意到,这台设备是合生汇商场周边1KM范围内的唯一AED设备,而合生汇商场内也并未配备AED设备。而在南二环的中海地产广场也显示有AED,红星新闻记者询问物业人员得知该设备已配置一年多时间,在地下员工食堂还有一台。

但期间并未“派上过用场”。该物业人员表示设备可以正常使用,此前设备的厂家也为写字楼内的员工代表组织过专门培训。尽管写字楼内有物业人员值守,保证AED免遭破坏,但同上述AED的情况一样,当写字楼关门后,该AED同样无法取出发挥作用。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,AED作为一项供非专业医疗人士使用的社会化急救设备,尽管操作简单,但不是家用的理疗设备,不允许在市场上由公众随意购买,而国内也尚无文件规定该设备应该“强制”安装在特定区域。尴尬AED上热搜 多以猝死事情发生为前提如果大型公众场所都找不到AED,北京的AED都去哪儿了呢?据了解,目前北京的AED多布局在机场。

另据北京日报报道,截至目前,首都机场3个航站楼共设施AED设备69台,备用设备8台,分布在值机区、候机区、进港通道、行李厅等人流密集区域。而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也已经安装了AED设备40台。“每当有学员问我,除了机场外,还能在哪儿见到AED,我都觉得很尴尬,确实我们还没有普及。”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总队急救队队长、美国心脏协会(AHA)主任导师石洪,做AED的民众推广教学已有10年,但他发现,每次AED上热搜,依旧是以猝死事件发生为前提。事件热度一过,大家又将此事搁置一边。

资料图 图据IC Photo石洪常年奔波于各地进行紧急救援等培训,他发现,北京对救援文化的普及程度高于其他城市,但AED设置却远远不够。他印象较深的是上海和深圳,AED数量相对较多,但也仅仅是对全国平均水平而言,尚不能满足黄金4分钟的抢救需求。Lisa深有感触。她表示,理想情况下,商场、地铁站、机场、高铁站等公共场所都应该配备AED设备,但目前国内实际AED设备配置情况却远远达不到要求,“目前,深圳和上海是国内AED配置做的最好的城市,尤其是深圳,它的AED设备数量还是很多的,但是我们去年测算的时候,其水平为平均公里范围内一个,这是达不到‘4分钟’这个要求的。

”“黄金4分钟”是业内认可的最佳救援时间。“最理想的情况是,以事故发生地为圆心,在步行4分钟以内的地方都应该部署一台AED设备。”Lisa说,患者倒地后的“黄金4分钟”内越快进行心肺复苏(CPR)并配合AED设备,越能提高猝死者的生存率和预后情况。但现状不如人意。红星新闻记者探访发现,往往是一栋写字楼内存在一台AED已实属不易,如果要确保“黄金4分钟”,该台设备最多只供该楼内部分人员使用。为什么AED如此“稀缺”?谁来买单也是个问题。

“目前AED设备还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,而且购买者或者捐赠者也各不相同。”Lisa说,目前在被收录在“救命地图”和在公共场所能见到的AED设备,可能来自当地卫健委、民政局、应急管理局或红十字会的统一采购,还有可能来自慈善组织或企业的捐赠。”“没有形成统一风向,全凭各自在推。”这是石洪的感受,尽管大家都在努力,这个趋势没什么不好,但尴尬的是,缺少主导载体,各股力量还是“很松散”。这也导致一个现实问题,“3万左右的一台机器,如果想普及,费用很大。

这笔费用从哪儿来?哪个机构能买单?”石洪感慨,现在是社会有需求,但设备太少。困境有AED老百姓能否敢用会用AED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被誉为“中国急救普及教育第一人”、北京急救中心退休医生贾大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在他经历的急救案例中,十有八九都是靠AED抢救过来,只有一两个是靠徒手心肺复苏救活的。另有数据表明,使用AED的心肺复苏比不使用AED的心肺复苏成功率要高60%-70%。但摆在石洪面前一个矛盾的问题是:缺少设备,没有硬件保证,可能会使急救效果打折;有了设备,摆在那里,老百姓敢不敢用、会不会用?尽管多位专家向红星新闻记者表明,AED操作简单,只需开机按照语音提示执行即可。

但同时,他们也向记者表示,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往往不敢使用,怕担责任;而掌握相关急救知识的人在国内仍算“小众”。资料图 图据IC PhotoLisa告诉记者,他们曾做过相关调查,当前国内人们对于CPR技能的了解和认识仅处于“勉强及格”水平,“大家虽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过CPR的知识,但是在没有经过实操的情况下,遇到突发事件,能做对的人应该不多。”Lisa强调,与美国和日本相比,我们的心肺复苏技能掌握率只有他们的千分之一,这包含了使用AED设备在内。

“十年之前,大家对急救的认知还停留在电视看到的,认为这还是医护人员的事。”石洪说,尽管专业协会、卫健委,红十字会,甚至民间组织都有相关培训,但百姓为此买单的意愿仍不高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的张立认为公众的急救意识亟待提高。“以前大家觉得院前急救都要等120来,我是非专业的,我什么也干不了。”张立否定了这种思想,他解释在突发事件现场,第一目击人在第一时间、第一现场的科学施救是院前急救非常重要的一环。张立透露,今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当地高校中向1万名大学生专门做了一个有关AED的问卷调查,结果是知晓AED的约有60%, 知道本校AED配置情况的只有38%,但会使用只有22%。

大众认知程度不够,也一定程度影响相关工作的推进开展。尽管最近5年来,石洪了解到各级NGO都在不断推进这事,但公众对院前救护的认知仍不高。“只有百姓对这事认可普及了,我们的工作才好推进。”石洪认为,不同的施救人员对操作时机把控和操作细节的差异性会带来争议,道德、法律等问题无法规避。甚至操作人资质的认证同样存在争议。同时,AED属于非医疗操作,却起到医疗作用,又允许全民操作,针对医疗和非医疗,认定系统如何制定也是一个现实问题。

“讨论或争议从大方向来说是促进的,但同样带来内耗,”石洪表示,过度对操作细节的争议也会影响推动的工作效率。另一方面,真正从事急救知识传播的专业人士依然匮乏。石洪提及,自己10年时间培养出具备教学能力的导师300名,但多数人是企事业单位有本职工作的,大多数得到资质后也并未从事相关工作。这种流失仍客观存在。专家推广AED 更要普及急救常识“中国人不仅缺少急救知识、急救技能,还有急救设备,比如急救包、AED,更缺的是急救意识。”贾大成如是说。

贾大成从事医疗急救工作30余年,多年来为国内各行业的数千家机构做过急救知识讲座、急救培训,是中国急救普及教育的资深专家。90年代他第一次接触美方赠送北京急救中心的AED后,向公众推广普及AED贯穿着贾大成的职业生涯。直到现在,70岁的贾大成在外出时仍随身携带AED,一是为随时应急,二是为传播急救知识、急救理念。对比90年代,他认为国民在急救意识方面已有显著提升。“90年代没人关注,上门培训都没人来;现在都是主动找我去培训。”贾大成曾为中国五矿勘察开发公司做过急救培训,公司果断配备了AED。

巧合的是,之后不久一职工在公司食堂吃早点时,就因心梗导致心脏骤停,身边马上有同事为其心肺复苏,并取AED进行除颤,将其救活。事后员工们经常和贾大成感慨侥幸,AED没白买。这次成功被贾大成归结于“防患于未然的意识”。资料图 图据IC Photo事实上,国外公共场所AED早就成为标配。2015年央视新闻就对此事进行过报道,并披露相关数据——上世纪九十年代,美国就通过了相关法案,实行了“公众可获取的除颤仪”计划,在美国的公众场所安置AED,要求在十分钟内即可获得自动体外除颤器,并通过对普通民众等非专业人员的训练,在遇到有人心脏骤停时可以最快进行现场除颤;日本则于2004年开始推广安装,平均每十万人约有台。

但在国内,尚未相应文件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必须配置AED。相关政策也均以“鼓励”为主。张立认为,推广AED是个过程。不光是设备推广需要时间,重要的他认为还是公众,包括整个社会“对急救意识的提高”。“公众意识提高了,单位的意识提高了,社会意识提高了,去安装AED的时候可能接纳度也高了。”张立强调“急救是一个“系统工程”,绝非只是安装AED就算大功告成。“假如说装完以后没人去用,或者说没人会用、敢用,那也是个问题。”张立强调,AED很好,它能够提高救治的成功率。

但首先我们把公众的急救意识,急救知识和技能提高,这是基础。”好消息是,推动普及AED,国家政策层面也有相关文件出台。今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健康中国行动(2019-2030)》中提到,要引导居民学习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能。到2022年和2030年取得急救培训证书的人员分别达到1%和3%,按照师生1:50的比例对中小学教职人员进行急救员培训。完善公共场所急救设备AED的配备标准,每5万人配置1辆救护车,缩短急救反应时间。今年10月,面对网民关于“加快在公共场所配备AED”的留言时,国家卫健委也做出了回应——“我国在推进公众使用AED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,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。

下一步,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积极推动健康中国行动落实,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进一步加强合作,协调有关部门,共同加大AED配置投入,开展AED和心肺复苏的普及性培训,科学规范指导AED布设使用,积极推动AED普及,营造公众参与急救的社会氛围。”而各地开始也有先行示范。以深圳为例,201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推出“公众电除颤计划”,计划由政府财政出资购置5000台AED,于“十三五”期间完成5000台AED的采购与安装,5~10年内实现每10万服务人口配备100台AED的目标。

上海最新实行的《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》也明确,“鼓励有条件的场所和单位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”。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,将利用3年时间在首都国际机场、大兴国际机场、火车站、长途客运站和全市390余个地铁站,以及公园、景区、大型购物商场等公共场所按照标准配置AED自动体外除颤器,并出台相关标准。得到政策支持,是石洪一直期待的。